 陳柏青
作為一本電影的教學入門，辭典或者聖經，霍華德•蘇伯撰寫的《電影的力量》(The Power of Film)一書中嘗試為各類文本中層出不窮的「邪惡」(Evil)進行歸納，他列出四個常用於文本中以之解釋「如何造成邪惡」的元素：「1.入魔：是魔鬼讓我這麼作的。『間歇性』精神錯亂是這種託詞的現代版本…….2.外來物質使然。如酒/藥物/糖/咖啡……3.社會因素使然：交友不慎、種族歧視、赤貧如洗等。4.人之初，我本惡。」而作者以為，又以最後一個因素，讓人感到最為恐懼。那似乎可以解釋經典文本中，我們經常會為那些無來由的傷害與惡德敗行而驚嚇，因為「邪惡」具有一種絕對性，它無須解釋，甚至它本身就是一個終極的解釋，「邪惡」成為某種恐懼的觸因，而非是有但書的結果。
所以，「邪惡」是不需要理由的嗎？
(更精確的說，該是，人之於此產生的恐懼，乃因為邪惡不需要理由。)
莎賓娜•提斯勒所著《收集孩子的人》卻是一本反過來操作這項通則的小說。小說裏頭交錯書寫惡者的成因，一點一點勾勒以犯罪者過去的成長經歷勾勒「他何以如此」，為邪惡找原因，一邊以現在式呈現，成為犯罪者的他此刻又幹了些什麼「邪惡」勾當。有趣的是，他的描述與情節構成，是不「邪惡」的，確實的說法是，他避開了種種最能刺激讀者感官的部分，那些血淋淋的肢解與傷害細節，那些恐怖片經常被放大處理的尖叫與求饒威脅，所有的傷害都在段落與段落的縫隙間被省略了，於是小說維持某種優美而陰鬱的調性，但那樣反而聚焦凸顯了「邪惡」本身，讀者所接受將總是傷害造成後的劫餘現場，遺憾和本來可避免知疏失無可修正導向的悲劇結果，讀者一邊凝視著是「什麼造成邪惡」，一邊無從避開看著「邪惡造成什麼」，在那樣的夾擊之下，便造就一種驚悚體驗，其在於，雙向的無從修正，我們無法改變邪惡的誕生，將親眼看到兇手是如何養成的。而我們也無力阻止兇手造成的傷害，將目視他如何一次又一次為自己解圍。至此，小說呈現另一種型式的邪惡。不是因為邪惡本身，而是因為，邪惡之外的，我們無力阻止邪惡，我們無法改變邪惡終將會改變我們。
「邪惡」如何改變我們？或說，傷害如何輕易的於我們身邊發生。小說中的「邪惡」技術，可視為以「家」為核心的一種崩解術。我們或者由此檢視，「邪惡」如何輕鬆拆解我們以為無比緊密的家庭彷彿打散積木一般？首先，小說不厭其煩另開章節描述受害者家庭的變貌，因為孩子被殺被玷汙，作為家庭的核心崩解後，家庭氛圍如何改變，作為集體的「家」崩毀，造成一個又一個悲傷的個人單位。小說具體呈現「邪惡」如何改變家庭實質與型貌，再者，小說中書寫犯罪者，著重描述其生長過程中家庭的崩解(母親懷胎之時對於胎兒的憤怨，父兄的死去，最親密守護者的消失，乃至關鍵時刻母親撤手不管，於是而有小說起始小說家以「弒母」作為犯罪者悲劇性的登場)，由此養成小說中犯罪者犯案的邪惡心態與怪異儀式，最鮮明的部分就是犯罪者殺人之後將現場佈置成「喜樂與和平之所」，華宴美餐，舞台式的甜美氛圍中央是幼童冷去的屍體。他的殺人手法就是一種對於家之變貌的殘酷宣言，像一種控訴，更彷彿一種補償。這是「變異之家如何造成人的改變」，而「人的改變又如何造成家之變異」，「邪惡」莫過於此。此後犯罪者便成一「無家者」，他不停扮演別人，甚至與人組織假家庭，但他永遠無法和人真正發生關係(無論是對等的性的，或是夫妻之間情感的，只能粗暴的染指小男孩)，他成為一「永遠的無家者」。小說家更進一步於這樣的身分上製造反差，安排這名犯罪者無所欲求，對於生活跡近苦行，最大興趣卻是購買廢墟然後一磚一瓦重新建築，打造成人人豔羨「美麗之屋」的形貌，人們都希望住進他所蓋的房子裡，於是小說中不時出現各個角色對於小屋的稱頌與讚美，在知情的讀者看來，像一種諷刺，毀壞家庭之人蓋起華美的小屋，無家之人卻予人有家，屠殺孩子破壞他人家庭者卻為這個世界建立美麗家屋型貌，於是小說尾巴，讓住久他屋子的老住戶私下抱怨「這人蓋得屋子華而不實」、「外場漂亮」、「裡頭施工建材與設計皆未能考慮真正住戶需要」時，我們忽然很清楚的看見，小說中犯罪者的悲涼處(他的家再美，卻又如何殘破)，以及關於房子與家，如何那麼清晰的，隔出一條線來。而「邪惡」便擺盪在哪一條界限上，讓人同情，又讓人可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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