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韓國生長的華僑，1974年來台灣上大學。
在韓國的時候，中國人本來人數就少，生活上各種機能難以齊備。其中，書店以及書店裡的書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況，我居住的城市還不是漢城，而是釜山，情況相形更差。
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成長，後來我還可以對文字的工作有興趣，甚至後來進入了出版業工作，固然有太多命運中不可預料與解說之處，但是多年後再仔細回想，也發現其中還是有一些基本的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不論在多貧瘠的環境裡，最起碼，你要遇上那麼一兩本書，會在你生命中種下一兩顆神祕的種子。我要感謝自己的父母親，他們一方面盡了最大的努力幫我取得閱讀與求學的機會，一方面他們收在家裡並不多的一些書籍裡，就讓我找到了一顆那樣的種子。（這段過程我寫在本書＜閱讀的狩獵＞一文之中，這裡就不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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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灣後，在閱讀這件事情上，當然像是進了天堂。儘管在學生宿舍裡聽本地的學長抱怨當時台灣在書籍上的各種禁忌與限制，但是對當時的我來說，那是還來不及抱怨的事情。
可是，很快地，我也發現了自己對那個年代的環境所感受到的不便。以一個拄著拐杖行走的人來說，去圖書館借書並不是那麼方便；去逛重慶南路很辛苦；到牯嶺街的舊書店，狹小的空間加上需要攀上蹲下，也幾近於不可能的任務。許多閱讀的機會，因此受了限制。如果閱讀比作狩獵，太多動作需要借助別人的協助時，這種狩獵是一定不足的──即使是美中的不足。
所以，起碼對我來說，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的閱讀環境，意義相當特別。一方面固然是所有的禁忌全開，在軟體的內容上日益豐富，另一方面，許多書店與圖書館的公共設施也越來越方便，在硬體的設備上讓人更樂於親近。
不要談網路了。我從網路上買來的舊書很快就越來越多，也就十分合理了。
所以，固然時代的推進總會破壞一些舊有美好的東西，但我永遠是樂於從美好的那一面上觀察的──尤其是在閱讀的狩獵這件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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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得做一些事情才行。
看過《大敵當前》(Enemy at the Gate)那部電影嗎？那個在列寧格勒戰役留名的狙擊手，是從小跟著爺爺埋伏在雪地裡獵取野狼的。越小接觸一個狩獵的環境，越容易成為一個獵人。在閱讀的領域裡，也是如此。
有關閱讀，我們從小最重要的一個環境，就是學校。而今天的學校，只是一個教你如何接受閱讀的餵食，而不是閱讀的狩獵的環境。
我們會另外找機會再談這個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