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網路與書9
《閱讀的狩獵－Hunting For Knowledge》內容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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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饑荒年代 |
1978年，不知是哪一位老人，在一張書目上畫了大約二十個圈──第一批圖書解禁了。消息不脛而走，於是出現在新華書店門口通宵達旦排隊等待購書的現象。我當時在貴陽，以為這現象只是「我們貴陽」獨家所有，還引以為家鄉的驕傲。後來我聽說，這現象其實遍佈全國，不是只有「我們貴陽人」才如此愛書。我由是想到，此時排隊買書和六十年代初排隊買米是一樣的，只不過是饑荒年代的自然反應。排隊人的興奮之中明顯夾雜著某種恐慌，與現如今全世界兒童同一天在超市門口排隊等待購買《哈利波特》當然不是一回事。 不過，物質世界的饑荒好理解，身體的饑餓感及其後果一般不會引起爭議。精神世界的饑荒卻有點不一樣，餓的感覺和後果都可以作多種不同的解釋。我所認為的饑荒年代，現在就有人說是「激情歲月」。 所以我現在只說，那是我的饑荒年代。 導向閱讀 細想起來，我的饑荒年代並非是從文革才開始的。從小學起我就喜歡讀書，那還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回顧一下那時我讀過的書就不難發現某種左右著我的「導向」：《不死的王孝和》、《在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野火春風鬥古城》、《小城春秋》、《青春之歌》……。與我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那時候我心目中的英雄只能是「革命者」。還有，好長一段時間裏我都相信，《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其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後來年歲漸長，也與我的同時代人一樣，我變得更喜歡《牛虻》，那是因為牛虻是一個更富人情味的革命者（還是革命者！）。要知道，喜歡這點「人情味」，在當時已經是對「導向」的一種叛逆，是獨立思想的一種結果。但其實我們當時讀的《牛虻》卻只是根據蘇聯人的節譯本譯出，據說已刪去了不少「不健康」的情節。到我有了一定的判斷能力和選擇能力時（記得是在遭遇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以後），我的確曾有意識地違背「導向」去讀書，不過那也是孫猴子的筋斗──沒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畢竟只能讀到（和喜歡）「導向」讓我看得到的書，《牛虻》算是一例。再例如，我讀過拜倫、雪萊……，但卻沒有讀過華茲華斯、柯爾律治……；我讀過魯迅、茅盾、巴金……，但卻沒有讀過沈從文、錢鍾書、蕭紅……；我讀過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但卻沒有讀過安．別雷、納博科夫、索爾任尼琴……。沒有讀過是因為沒有出版或沒有公開出版，甚至見不到任何介紹性文字，所以對其中有些人我幾乎是一無所知。也就是說，禁書遠非始自文革，而且其數量早就大得驚人。還可以附帶一說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普遍地偏愛俄羅斯文學，百分之百應歸功於當時的「導向」。 如果人的精神能夠照鏡子，我相信這種「吃偏食」給精神成長造成的後果在鏡中應該一眼就能看得出來。 「就是要讓他終生不幸！」 文革開始時我已讀過不少書，其中絕大部分很快就要被劃歸「毒草」。那時候我在一個技工學校上學，好讀書的習性早已使我顯得有些「另類」（按當時的看法應說是「異類」）。因為「技工學校」是培養技術工人的，一個學生老看一些文史哲方面的書籍，在當時的老師、同學眼裏那就是一個「怪人」。順便說一下，到技工學校上學不是我自己的選擇，而只是因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不能讀普通高中才被分配去的。我到現在還鬧不明白，為什麼成分不好的反而要被培養成工人──「統治階級」的一員。當然，像我這樣的「怪人」其實是連「統治階級」的一員也成不了的，而是注定了要被打入「另冊」（「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在當時幾乎是鐵的法則。果然，文革剛一開始，我就被定為「反動學生」，打成牛鬼蛇神。一位「工作組」成員指著我的鼻子對我說道：「我告訴你，對於像你這樣的人，我們就是要讓他終生不幸！」那一年我十九歲。 要說我這個「反動學生」，除了「思想反動」以外，能坐實的「罪行」其實只有好讀書這一條。那位工作組成員好像認真檢索過我讀的一些書，有時候也會不無賣弄地與我論道：「你喜歡車爾尼雪夫斯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的思想最多只能趕上我們的孫中山。那比我們毛主席就差遠了！」我不敢跟他論辯，他的氣勢太嚇人，說著說著就會來一句：「飛機大炮都在我們手裏，你想幹什麼？」後來他當然也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想那時候他應該發現，飛機大炮其實也不在他手裏。這是題外話。 「反動學生留待運動後期酌情處理」的「中央精神」使我得以從運動中脫身。在被監控了大約三個多月之後，我又可以回家了。回家當然就會去逛書店。記得我興沖沖跑到離家最近的一家書店時，那景象真讓我吃了一驚。書架上空空落落，已經沒剩下幾種書了。我站在那裏，只覺得手足無措。一種失落感漸漸變成一種悲憤之情，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舉動：幾乎是當著售貨員的面，我從書架上拿了兩本《史達林選集》就往外跑去。 「見不得光」的讀書計劃 這以後我索性退了學，躲在家裏讀書。自己擬了個計劃，系統地讀。想讀書，書好像就不是問題，我總是有辦法找到我想讀的一些禁書。後來則更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到各個學校的圖書館去偷書。一家一家地偷下來，我們幾個人的藏書種類（限於人文類）就超過許多家圖書館了。說起來這事也有一個緣起。有一天，一位在某中學任革委會主任的朋友把學校圖書館的鑰匙交給了我們，說是已清理了一批書第二天就要送造紙廠，讓我們各自去挑幾本留著。這件事打開了一種思路，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 偷書的好處不僅是有書讀，而且還讓我們大開眼界。──許多「內部發行」的讀物讓我們見著了，這才知道山外有山。「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著作，「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文獻，「外國資產階級學者」論述中國近代史的「材料」，「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言論」的彙編……還有，《戴高樂回憶錄》、《邱吉爾回憶錄》、《杜魯門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如此等等。時隔多年以後我才聽說，當時的「內部讀物」是分有等級的，行話稱為「灰皮書」、「黃皮書」……諸如此類。我們當時當然顧不得這許多，狼吞虎咽地就讀開來，那行狀確實很像一群饑民突然闖進了一家高級餐廳。只可惜還沒來得及讀多少，我們一夥就已鋃鐺入獄，那些書自然是被盡數沒收。不過我們被捕的案由卻不是偷書，而是反革命。那時候趕上「中央」有文件要求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說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無組織、無綱領但實質上是」的「反革命集團」。於是全國各地都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被捏成一個個不知其名的「集團」，有些地方則索性命名為「讀書會」。我們幾個人被定為在貴陽「破獲」的「集團」（據說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的「學生支部」成員，我們的「地下書庫」簡直就是天賜的「鐵證」。 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獄時，離本文篇首所說的排隊買書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排隊買書之後緊接著是《讀書》雜誌復刊，頭條文章的標題是「讀書無禁區」。從那時起我開始與「饑荒」告別，漸漸地卻發現，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書讓我相見恨晚。我這才意識到，閱讀原來也有花季，而我的花季恰巧就在我的饑荒年代。（本文作者為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策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