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我十九歲。那年我從烽火遍地的中原，陪著祖母回雲南老家保山，於是就在保山的縣中當起老師，並組織起一些教導學生的抗日活動。

一九三九年春，又是作家又是記者的蕭乾，沿滇緬公路採訪來到了保山。因為縣裡的抗日活動做得出色，所以別人建議他訪問縣中，因而與我一見。當時他已是名記者了，但不惜向我這邊地中學教師訪問邊疆人民對全民抗戰和打通滇緬路的各種反應，並及時筆記。他謙和、總是帶著微笑的態度，使我印象深刻。而他所表現的獻身新聞事業的熱忱，更使我受到鼓舞。我原來就有做記者的衝動，之前就曾為緬甸《仰光日報》寫了保山農民為滇緬公路流血流汗的報導，算是我從事新聞事業的處女作。會見蕭乾後，通過跟他的長談，更激發了我想當記者的熱情。我一直把他視為我作記者的啟蒙者。

這樣到一九三九年我祖母去世，把她老人家安葬之後，我就決定動身去重慶，幾經波折後，考上了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的前身）新聞事業專修班。

在專修班雖然只接受了一年的正式新聞教育，但有幸遇到了極好的老師。

班主任馬星野先生，畢生貢獻於新聞教育和新聞事業。他把在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所學的新聞學理論，結合中國新聞事業的實際，傳授給我們，強調新聞道德和記者操守，使我們得益極深。

教授採訪學的趙敏恆先生，是公認當代中國最了不起的記者，擔任路透社遠東經理，為國際新聞界所推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我們遇到了英、美大牌記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到他（Thomas Chao）就伸大拇指。

教授新聞寫作的俞頌華先生，是循循善誘的學者。教授社論寫作的王芸生先生，為張季鸞、胡政之領導的《大公報》第一枝筆。

在思想上，影響我最深的是元老報人于右任先生。右老告誡我們，辦報一定要為民請命，與學者密切聯繫，爭取學者在言論上的支持。右老勉勵我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昔人以此為執政者之天職，吾則以此為新聞記者之不二法門。」「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污吏還可惡。」

右老不但使我深深認識到新聞事業破舊立新的歷史使命，也讓我體會到他所說「新聞記者是時代最快活的人」，以及言談間流露「我還想作新聞記者」的感情，和經濟收入方面自我要求嚴格的品德。這些都大大激勵我奠定終生從事新聞事業的志節。我之所以立志畢生作記者，與右老的教導是分不開的。

六十多年的記者生涯，雖然歷經坎坷，備嘗艱辛，但總的感覺是一種自豪的美好，或者說，美好的自豪。每當我的學生問我對記者生涯的感受時，我都坦誠相告：如果下一輩子叫我選擇職業和事業，我的選擇仍然是新聞記者。（前言 什麼是大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