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訂和封面。
在裝訂上，中國書的裝訂，從早期結合捲軸型態的「旋風裝」（唐朝），到後來的「蝴蝶裝」（宋朝），一直都主要使用漿糊與紙張來當作裝訂的工具。明朝之後流行的「線裝」，相對於西方的裝訂雖然是十分輕柔的裝訂方式，但在中國書的發展歷程上，卻已經是後來十分「粗魯」的裝訂方法了。西方則不同。延續著羊皮書的傳統，他們對於書的裝訂，一開始就用皮革穿洞的方法，這樣再接續後來以釘子之類的金屬物來發展裝訂的技術，就一脈相承。
封面也是如此。中國書既然從紙張到裝訂方法走的都是這麼輕柔的系統，當然就不可能突變出多堅硬，多舖張的封面。要保護書，頂多是用書匣包起來，而書匣主要也是紙質。相對地，西方書從紙張到裝訂方法既然一路走的都是堅韌路子，當然也就需要一種相配合的封面。西方書的封面一方面承續他們早期的傳統，愛用皮革，一方面加上種種其他補強、裝飾，所以就發展出十分結實又華麗的工藝。

中西書籍的差異，可以綜合顯示在一件事情上。
西方出版史上，到了一九二○年代左右，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平裝書」革命。平裝書革命有許多時代意義，但其中最大的一點，還在於其「平裝」（Paperback），用紙做的封面。西方書籍從此而有Hardcover 與Paperback形式之分。今天我們把Hardcover譯為「精裝書」，是從中國文化的思維來的。因為我們的一直是平裝書的文化，因此「精裝書」是一種新生的型態。但是從西方文化的思維來看，書籍本來就應該是Hardcover，結結實實地保護起來，無所謂精不精裝，因而對後來出現的「平裝書」，反而要以革命相稱。

所以，如果我們把自己放到大約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那個時空，可以明顯感受到中西書籍有別所產生的衝擊。雖然同樣都叫做書，雖然說紙張和印刷術是中國最早發明的，但在事實上是兩種概念和形式都太不一樣的書了。這兩種書從原料到生產工具到製作方法到美學觀點，都截然不同。而且中國紙張和印刷，都從原先長期之先進於西方，一下子呈現落後的局面。在這種巨大的衝擊下，中國人很快就告別過去對書籍所有的傳統與理念，而全盤採用西方的製作與價值系統，是很自然的。
因此，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書，日常生活裡所閱讀、使用、陳列、展示的書，其實，都只是歷史最多不過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書。
而我們今天和西方社會比起來，會欠缺舊書，會欠缺舊書店，欠缺舊書文化，許多原因也就很清楚了。

第一個原因，和我們書的硬體特質有關。由於書的紙張硬度、裝訂方法、封面，都走的是一種極為精緻、輕柔的路子，不但不適宜在民間頻繁的流通與交易，連保存也非易事。也因而不利於後人進行研究。缺乏流通與研究的舊書，進一步局限其本身的價值，再進而不利於其研究，形成惡性循環。因而中國的舊書雖然有遠比西方悠久的歷史，但是卻沒有相形之下該有的流通量。而西方的書，由於先天條件的堅固，經得起不斷轉手、買賣，以及各種儲藏方法，因而書籍的歷史雖然比中國要短，但是光近幾百年的書，就可以大量構成舊書店及藏書文化的腹地。

第二個原因，和我們對待「藏書」的心態有關。一般而言，英文的「Collector」在中文裡譯為「藏書家」，然而，「Collector」和「藏書家」應該有些意思上的差距。Collector 做的事是「Collection」（收集）。收集本身有各種意思，可以自己珍藏，也可以是為了展示，為了進一步商業交易。但是中文的「藏書家」和「藏書」，重點卻在「藏」，是真的要有個「藏書樓」把書藏進去的概念，有時候連至親也不得見的「藏」。這些藏書只有在大時代的動盪中才比較容易流散出來，太平年代裡把書給散出來，可能要遭到「敗家子」的嘲諷。（五、六○年代台北牯嶺街的興盛，正和那個變動時代的特色相呼應。）
西方則大不相同。從十五世紀活字印刷發明而出版業大興，到接下來重商主義與工業革命之發生，是一脈相承。各行各業的生產與流通發達，商品的供需與價格，都有市場規則可循。書籍在其中自然也是如此。因而Collector固然也有對應於中文「藏書家」的人，但也有許許多多其他的人。他們或是為了研究需要而收集之後再客串交易的學者，為了只為商業利益之買賣而進行收集的書商，或是為了服務別人的收集而收集的掮客，或是收集一定程度之後捐獻給圖書館的家族或富翁，總之，Collection可以有各種作用，不見得非「藏」不可。他們把書的流通和其他商品的流通都看作是商業社會裡自然的現象。讀書人來研究、買賣書籍的事情，不但自然，還可以形成傳統。商品流通的量多，商店多，買賣的人多，研究的人多，大家形成遊戲規則的共識，也自然就形成一個良性循環。